國內大循環與後COVID-19時代中國經濟的發展


「環球大循環」的動搖

經濟學上常常把出口、投資和國內消費比作拉動GDP增長的三駕馬車。在過去40年,出口和投資扛起了中國經濟增長的重擔。出口幫助創匯,使中國有能力購買外國的機器和技術。國內投資,特別是基建投資,使交通運輸更為便利,對商人而言代表更低的成本。兩架馬車相輔相成,中國因出口創匯,賺了錢再大力投資國內建設,構成「環球大循環」。在「環球大循環」作用下,中國才逐漸長成如今的第二大經濟體。

與出口和投資相比,第三駕馬車國內消費發力較遲,保家衛國的能力也落後於兩位兄長。但是,過去10年,隨著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的迅速壯大,家庭收入的不斷增加和與之相伴的購買力增長,中國政策制定者逐漸把國內消費提升到了促進經濟增長的主體地位。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社會從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那個中國國內經濟發展還依賴於出口和投資的年代,中美經濟之間「友誼的小船」也依然健在。「環球大循環」中,一方面,中國製造業在國外需求的刺激下蓬勃發展,經濟飛速增長,人民生活也因此獲得改善;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受惠於中國價廉物美的出口,通貨膨脹長期低企。這絕對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但是,隨着中國經濟體量日益攀升和中美之間GDP差距的收窄,過去幾年,美國開始把中國視為其環球霸主地位的最大挑戰之一。因此,越來越鷹派的美國政府在科技、貿易、金融等方面給中國設置了諸多障礙,想以此拖住中國狂奔的腳步。此外,隨著低附加值產業鏈逐漸遷往價格更低廉的國家,中國也慢慢喪失了往日世界工廠的地位。畢竟,經濟水平提高導致的人工、土地和物料價格攀升,自然而然將中國擠出了低成本生產基地的隊伍。而新冠疫情像是壓在駱駝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疫情導致的經濟衰退促使各國的貿易保護政策紛紛抬頭,更有要把產業鏈從中國搬走的聲音出現。

在此情形下,「環球大循環」格局開始動搖。           

「國內大循環」粉墨登場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也深諳當下局勢,近些年一直在探索另一條刺激經濟增長的道路。而這條道路正指向此前在出口和投資庇護下修生養息的國內消費。

在7月21日和50多家中外企業的座談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再次強調了他在5月提出的「國內大循環」發展新格局,指的是中國將會進一步釋放國內消費需求,讓消費成為繼出口和投資以外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力[1]

為什麼選擇消費呢?

第一,中國人多。14億多人口培養了一個巨大的內需市場,消費增長的土壤肥沃。第二,增長空間大,中國國內消費佔GDP的比重只有39%左右,遠低於其他東亞國家如日本55%、韓國48% 和台灣52%[2]。第三,中國人日益富有,儲蓄率高企,再加上城市中產階級擴張帶來非必須消費品需求的增加,內需這棵樹苗的生長獲得了額外光照。

水和魚

中國提出「國內大循環」的概念之後,市場便有擔憂,認為中國可能會停止開放。

我們認為,中國的內循環需要外循環的配合和支持。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閉關鎖國只能帶來國運衰敗這一種結局。顯然,中國政府深諳以國內循環為主導的風險。調動第三駕馬車的潛力從不意味著放棄前兩者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而是要讓國內國外的循環相互結合,促進中國下一階段的經濟增長。

對於外資來說,逐漸增長的國內消費市場改變了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如今,中國逐漸褪去了「廉價生產基地」的形象,長成了一個具有競爭力的消費者市場。當然,「生產基地」和「消費者市場」各有各的優勢,難言外資更中意哪邊。但對於中國來說,回到廉價世界工廠的狀態已無可能也沒有必要。不如接受自己作為消費者市場的新身份,這也是當下的政策之選。

事實上,中國消費實力的提升早已發生並有目共睹。隨著中美貿易戰的升級,國際投資者逐漸興起一種「在中國,為中國」戰略,指的是因美國高築關稅壁壘,越來越多外資企業在華製造的商品開始「出口轉內銷」。而中國國內消費實力的增強也是「內銷」得以實現的最主要原因。

摩根士丹利指出,「國內大循環」的真諦是開放,通過釋放中國消費的潛力,結合保護知識產權、改善營商環境、減少准入限制,吸引跨國企業把產業鏈、工廠、店面繼續留在中國,分享中國消費市場的蛋糕。

當然,除了以日益壯大的消費者市場身份留住外資以外,中國還有其他優勢,包括較強的供應商技術水平,產業鏈聚集的優勢,紀律性強且優質的勞動力等。這些因素合力把供應鏈留在中國,阻礙了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的腳步。

中國政府在加大國內大循環的力度時,也需要小心平衡其中各項經濟因素,其中包括國際貿易和服務賬從盈餘變為赤字的壓力。但中國能調控的板斧還很多,吸引居民把海外消費回流國內便是其中之一。

總之,環球經濟和中國就像水和魚,魚離開水便會死去,水離開魚也會慢慢靜止,乾涸。「國內大循環」和「環球大循環」一起運作,中國和世界才能走向共同成長。


[1] 資料來源:新華網,截至2020年8月

[2] 資料來源:CEIC,截至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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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提及任何行業、證券或證券類別的目標價格及未來表現預測並不獲確保能達至的。投資組合內的現有投資可能有也可能沒有所討論的行業、證券或證券類別, 有關本文所述特定行業、證券或證券類別的任何提述戓推論並不構成購買, 出售戓持有該行業的證券或該公司證券的建議。請注意任何行業、證券或證券類別的未來表現預測將隨時變改及截至本介紹的日期。目標價格只作為所設定目標及並不能視為保證或確認本資料提及的行業的投資、資產或資產類別將來可達至的結果。

中國市場在肺炎疫情中跑贏全球的兩個原因


2019年11月,當一種起因不明的肺炎剛剛出現在中國中部城市武漢的時候,沒有人會預料到這個之後被命名為COVID-19的病毒,會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內造成一場導致全球四百萬人感染、三十萬多人死亡的大型流行病[1]。這種致人死亡的冠狀病毒不僅給公共衛生體系造成了巨大衝擊,而且導致全球經濟進入完全停擺的狀態。為了防止病毒的人際傳播,全球領導人紛紛宣佈封國封城,關閉工廠和餐館,出台旅行禁令和社交疏離政策。這些減少病毒傳播的措施同時也把全球經濟帶入了衰退。

作為最初的疫情中心,中國為自己嚴格的隔離措施付出了沉重的經濟代價。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GDP同比收縮-6.8%,為1992年北京開始公布GDP數據以來的最低點[2]。幸運的是,隨著疫情的初步受控,中國正在重新站穩腳跟。而環球很多國家還在和不斷上升的死亡人數和低迷的經濟鬥爭。

我們看到一些跡象顯示,中國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第一個走出衰退的國家。雖然挑戰仍然存在,因為環球經濟體緊密相連,中國也不可能獨善其身。但是我們相信目前有兩個因素,分別是疫情上的先進先出和中國政府實質性、慎重而有針對性的刺激措施,為中國經濟在全球衰退的雨季中撐起了一把保護傘。而美國經濟預計到2021年第四季才能完全恢復[3]

先進先出

2008年的環球金融風暴起源於次級貸款市場,最後演變為金融體系的一場大型危機。與2008年相比,這一輪肺炎疫情引發的衰退似乎更深。因為隔離措施帶來的停擺直接對實體經濟造成重創,包括全球供應鏈,原油消費,公司盈利,教育系統和居民生活等等。所以,環球經濟衰退的深度主要取決於病毒的演變和隔離措施維持的時間,而不是金融體系。

在對冠狀病毒的防控方面,中國為自己爭取了一個不錯的成績。為了減緩病毒的傳播,中國在一月末出台了全國範圍內大規模的隔離措施,直到三月初習近平主席訪問武漢之後才有所鬆動。

在隔離措施方面,許多國家用軟性社交疏離取代了中國的全面封城措施。不得不承認,嚴格的隔離措施把中國本國的經濟拖入了2月的停滯狀態,對短期經濟發展影響較深,但是這一輪嚴格的隔離措施也幫助中國領先世界走出了經濟衰退的叢林。

實質性、慎重而有針對性的措施

肺炎疫情導致的停擺激發了環球主要經濟體不斷出台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支持經濟。美國率先宣布降息,隨後推出了不限量、開放式的QE(量化寬鬆),包括購買公司和市政債券,以及規模高達2.3萬億美元的救市措施,主要用於刺激經濟[4]

儘管美國政府的慷慨解囊似乎有望阻止經濟危機的發生。但是數萬億美元的經濟救助計劃預計將把財政赤字推高至歷史高位。截至目前,美國政府批准的救市方案已經把本年度赤字率增加到了GDP的18%,這是194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如果另外1.25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再出台,則可能把赤字率進一步擴大至GDP的24%[5]。在政府支出增加的同時減稅,這將為美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帶來壓力,巨大的債務最終也要由未來的美國人來償還。

相對而言,中國出台的刺激政策更加適度。與美國政府在三月疫情爆發之後立即出台的密集救市措施不同,中國政府的刺激措施分成了幾個階段,分別為不同階段的主要經濟問題紓困。

在過去的幾年裡,中國政府發行了許多專項債,用於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專項債的配額在3月進一步擴大,作為刺激政策中的一環。財政政策方面也更加積極有為,包括為全國3000萬中小企業提供更多價格相對低廉的信貸,這些中小企業佔中國GDP的60%,稅收的一半[6]。為了幫助他們抵禦財務困難,中國央行在4月初將農村和小城市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下調了一個百分點,從而為中小企業釋放了560億美元的流動性[7]

到了4月,由於病毒的環球傳播對中國的出口產生了負面影響,政府出台了更多措施刺激國內需求。例如發行可以用於餐飲,購物,旅行和娛樂等場所的消費券。大量發放的消費券有助於消費者信心的增長。在勞動節假期期間,主要零售商的日銷售回升明顯,比清明節(4月初的假期)顯著增長+32%[8]

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的刺激政策給中國留下了許多後遺症,因此汲取了經驗的決策者們在制定措施時變得更加謹慎,避免出台大水漫灌的局面。由於是次的刺激政策更具紀律性和針對性,我們預期將不會給市場帶來水漲船高的溢價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投資中國時需要更加謹慎而深入的選股,因為並非所有投資都能帶來好的回報。對於像我們這樣的選股者,這是一個相對有利的背景。我們的資產集中在由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領導的具有競爭力的創新型公司中。年初至今,在經濟前景不確定的情況下,這其中的大多數公司已經證明了自己擁有較強的抵禦市場波動的能力。


[1] 資料來源: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截至2020年5月

[2] 資料來源: Business Insider,截至2020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3] 資料來源:摩根士丹利研究部,截至2020年4月;Haver Analytics,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摩根士丹利研究部估算

[4] 資料來源:CNBC,截至2020年4月

[5] 資料來源:摩根士丹利研究部,截至2020年4月;東亞銀行,美聯儲,美國歷史數據,摩根士丹利研究部估算

[6] 資料來源:南華早報,截至2020年5月

[7] 資料來源:彭博,截至2020年4月

[8] 資料來源:瑞士瑞信銀行,截至2020年5月;商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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